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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8月,里约奥运会,中国女排击败塞尔维亚,赢得奥运女子排球金牌。这支由郎平领军的年轻队伍,分组赛曾负于塞尔维亚。这场胜利让中国女排睽违12年再度于奥运夺金。

郎平说: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,不因输赢而改变。

走过辉煌,让我们来看 郎平自传《激情岁月》,奥运冠军背后的故事。

郎平

解除婚姻契约和工作合同

1994年11月,我带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,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,要我从香港拐一下北京再回美国,说有事情商量。到北京的当天晚上,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,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。

袁伟民说,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,是教练的凝聚力,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,而时间又特别紧迫,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,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,他对我有信心,希望我考虑,能否回来执教。我也知道,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。

1994年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,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。当时,一听中国女排拿了第八,我吓一跳,我觉得中国女排不至于打这个成绩,就是因为输给韩国队后,情绪懈怠,一泻千里,结果落到第八。在巴塞罗那奥运会,女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

那时,我生下女儿浪浪正在坐月子,美国电视台不转播中国女排的比赛实况,我在家里坐卧不安,结果等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:

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荷兰队,
夺魁无望;

- 失落

巫丹误服中草药,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服用兴奋剂,这一事件使女排士气严重受挫。竞技、比赛,说到底,比的就是精神,比的就是士气。得知这些消息,我整整一天说不出话,几经周折,终于拨通国际长途,找到张蓉芳,我问她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我的声音都抖了。奥运会之前,女排在美国圣地亚哥参赛,那时,我怀孕快8个月了,行动很不方便,可我还是坐了12个小时的车去看她们,真希望她们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,把1990年世界锦标赛没拿到的冠军夺回来,没想到她们却接连失利。

张蓉芳心情也很坏,我太能体谅她了。我赶紧又拨通北京的电话,让我父亲替我去北京机场接她们,一定要代我安慰她们,告诉她们来日方长。

1994年世界锦标赛后,那是在香港,我、欧亨尼奥(古巴队主教练)还有卡尔波利(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团长,俄罗斯队主教练)我们三个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,他们和我聊起了中国队,说中国队怎么回事,中国队的水平不应该跑到第八的。欧亨尼奥说,中国队内部有问题。

卡尔波利也说,奇怪,不正常。卡尔波利挺得意,他带一批新队员还拿了第三名。突然,欧亨尼奥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:“我看哪,中国队得你带。”我马上回答他:“你别开玩笑了,我带八佰伴挺好的。”但我心里常常会想起托父亲转告女排姑娘的话:来日方长!

我自己都没想到,国家体委会请我回去执教。可我还是挺犹豫的,倒不是为工资或待遇。那段时间,和体委通了那么多电传、电话,双方都没有涉及工资和待遇的问题。我知道,如果决定回来,就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,不可能提任何条件,而且,说好干到奥运会,总共一年半时间,还有什么可提的?生活中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可以估量的,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,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。

可恰恰在那个时候,我自己正面临着最大的困难:在协议办离婚。

这件事,除了我妈妈和劳尔(前美国女排队员,我的朋友)了解一些情况外,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。我请了律师,要商量很多细节问题:财产问题、女儿问题,这都是一些最痛心、最麻烦的问题。

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国的,八年奋斗,好不容易有了工作,有了绿卡、有了房子、有了汽车、有了女儿,这一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。

如果决定离婚,如果决定回国,一切的一切,好像都要一笔勾销,或者支离破碎,但我还是决定离婚。

人的生活有限,生命更可贵。我总觉得,一些物质的东西好一点、差一点都无所谓,但人的感情不能将就。感情问题是那么复杂,那么不好驾驭,你需要在一个曾经是素不相识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赏、互相的默契、互相的理解、互相的爱护,这是最高的要求,也是最难的事情,这需要双方一起作牺牲、作努力,体谅、谦让,精神上亦步亦趋,才能越走越近。

这些道理,谁都会说,谁都会写,谁都明白,可感情是感情,理性是理性,而且,感情是两个人的事,事到临头,怎么讲道理都不解决问题。我想,还是一句俗话有说服力:缘分尽了。

不管别人怎么猜测,我不愿意解释,我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:

我努力做个贤妻良母,
我热爱生活,

- 我对生活尽到责任了。

让我感到最难分难舍的,不是房子、院子,是女儿,她还不满两岁啊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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